專制民粹主義生根發芽的最有營養的土壤是那些已經習慣於透過霸道的社區主義手段緊緊抱在一起的僵硬生活的人們。在一個既無主體也無目標的過程中，在阿爾都塞式的既無經驗主義也無理想主義的發展中，導致不同民族進入那片荒蕪高原的動力和功能就像他們的歷史和盛行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安排所決定的那樣不同。
加泰羅尼亞人的集體主義有一個特殊的特點，因為它是由一個有幾百年歷史的社會激勵、獎勵和懲罰機制所強加的，這種集體心態既極度規避風險，又不願意在與西班牙的對抗中奪取權力，即使是和平對抗，也會把他們趕出道德至上的舒適區，成為最高的好人和微笑者。歐洲人、文明人與西班牙人不同。
他們為了作為一個獨特的民族在幾個世紀以來的西班牙專制制度下生存而發展起來的社區心態，直到20世紀70年代，使他們無法在一個全球性的、任人唯賢的世界上取得任何成就，更不用說獲得獨立了。他們的心態是一個有效和有彈性的工具，可以確保一個非獨立國家在困難時期的生存。然而，一旦它成為滲透和統治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一旦它成為個人可能思考的限度，它就只能允許生存—在一定程度上，暫時如此。
民族敘事結合了對祖國的熱愛和對祖國困境的不滿，以及對祖國在歷史上受到的虐待和蹂躪的反覆重演，這些虐待和蹂躪有時是真實的，但總是被誇大的，而且往往是想像出來的，是在幾個世紀前的敵人手中發生的。精明的領導人知道如何挑起怨恨，用共同的信仰和忍受的傷害將追隨者捆綁在一起，這是征服霸權和成為一個教派—一個統治教派的秘訣。
共產主義，特別是當其隱含的民粹主義和獨裁主義興起時，需要被認為是無所不包的，以有效地驅趕人民。由小圈子指定的助推器，利用納稅人的錢、媒體和由政府和機構控制的GONGO，界定誰屬於或不屬於「好人」，將異議視為褻瀆，發起謊言和誹謗運動，對任何敢於持不同意見或試圖追究其責任的人進行無情的攻擊。他們的目的是欺負每個人，讓每個人陷入沉默，並將持不同意見者實際或像征性地驅逐到他們秘密為之工作的外國敵人那裡–無論是巴基斯坦、西班牙、索羅斯、布魯塞爾，還是其他什麼地方—以揭露他們是叛徒。正如普林斯頓大學的德國政治哲學家和政治思想史學家揚-維爾納·繆勒（Jan-Werner Muller）所指出的，民粹主義者不喜歡應付任何形式的政治反對或限制。「執政時，[民粹主義者]拒絕承認任何反對意見是合法的。民粹主義邏輯還意味著，不支持民粹主義政黨的人可能不是人民的適當組成部分–總是被定義為正義的和道德上純潔的……他們關於單一的、同質的、真實的人民的想法是一種幻想」。他們的反對者變成了反國家的人，任何不同意見都被打成叛國罪和對自封的「善良群體」的叛亂，不承認任何錯誤，以免損害群體的正義感，他們的善良在其成員中引起了一種深深的溫暖的保護感，使他們免受針對一個民族的暴行，就像所有民族對自己的看法一樣，是獨特的和特別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