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註：
這篇文章是由Google人工智慧程式Gemini所整理並撰寫，並由《呷新聞》進行人工審核。
2025年7月下旬，一位名為艾永青（Ed Moon）的英籍媒體人，在台灣桃園國際機場登上一架單程班機，告別了他在台灣十年來辛勤建立的生活。他留下了一棟房子、一份事業、一輛車和多年積蓄，這對於一個在台灣的外國人來說，無疑是幸運的。然而，當飛機起飛的那一刻，他心中感受到的卻只有解脫。
艾永青在9月初於其Substack平台發表了一篇名為「 (My) Great Taiwan Recall」的文章，如同其雙關語的標題所示，這不僅記錄了他所稱的「台灣大罷免」（Great Recall）運動，也象徵著他個人在台灣的「大撤退」（Great Recall）。這篇文章一經發布，立刻在台灣社群媒體上引發了熱烈討論，點閱人數從數十或數百暴增至數以千計，甚至成為政治攻防的工具。艾永青在文中痛批台灣公共討論走向極端，指出新聞工作受到政治干預，甚至他和家人因此成為「某些極端份子」的攻擊目標，最終促使他舉家返英，結束了在台十多年的生活。他直言，不認為台灣正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截稿前，艾永青的這篇文章已經被下架。
艾永青的「大撤退」：十年光陰與一個單程機票的告別
艾永青在台灣生活了十年，建立了一個看似穩固的人生：擁有房產、事業、車輛與積蓄。這段時間對他而言，無疑是人生中重要的一部分，在中國大陸和台灣度過了超過12年，佔據了他三分之一的人生。然而，一年多前他可能還覺得放棄這一切返回英國是件愚蠢的事，但在2025年7月離開的那一晚，他卻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解脫。
他表示，過去的台灣，他所熟知並熱愛的「充滿激情但理性」的公共空間，正在被某種完全不同的東西所取代。這種轉變的氣氛，既是突然的，也並非毫無預兆。他曾看到台灣朝著這條路發展了一段時間，但過去一直被菁英們拒絕迎合支持者「最糟糕的衝動」所制止。如今，他擔心那些日子可能已經過去了。
艾永青強調，作為一個非台灣公民，他始終堅決避免在複雜的台灣認同議題上選邊站，因為他認為自己無權置喙。然而，在台灣工作，他最終發現要維持新聞專業，保護記者，同時不讓工作影響自己和家人，是一項不可能承受的負擔。他坦承，自己並不認為台灣正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
對於他的離開，Reddit論壇上也有評論者表示理解，指出「不怪原PO離開，我無法想像在一個快速激進化的工作環境中工作」。這凸顯了艾永青所描述的工作環境對個人的影響。
新聞編輯室的風暴：TaiwanPlus的政治干預指控
艾永青在台灣Plus工作了四年，擔任編輯部主管職務。他預告將來會撰寫一篇關於他在TaiwanPlus經歷的文章，因為他認為許多人對這個組織及其挑戰知之甚少。他指出，TaiwanPlus內部的工作環境對他及許多人來說，變得日益難以維持。
他回溯道，政治干預新聞編輯室的情況，始於一篇將唐納·川普「正確地」描述為「已定罪的重罪犯」的報導被下架。這起事件爆發後，他便開始計畫離開。他感受到新聞編輯室的政治干預已到了無法忽視的地步。
作為資深編輯，艾永青表示自己很少親自報導新聞，但他一直努力平衡媒體的產出內容。他坦承，公共媒體的報導自然會側重於政府政策和優先事項，這在全球各地都是如此，媒體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提供不同觀點，正是衡量媒體自由的標準。他和同事們確實嘗試在報導中取得平衡，甚至盡可能納入中國人的聲音。但在台灣公共媒體工作，這並非易事。因此，他絕對推動了幾篇能展現不同側面和較少被提及敘事的故事。然而，正是這些少數的故事，給他自己和同事帶來了無盡的困擾。
對於艾永青的指控，TaiwanPlus在9月7日作出了回應。該平台表示，其新聞製播內容若有違反公共電視新聞自律、倫理或相關製播規範之審議及改善建議事項，均依照公共電視「節目暨新聞自律委員會設置辦法」及相關規定處理。同時，TaiwanPlus也強調，其新聞製播流程與管理，均依循「公共電視製播準則」以及TaiwanPlus英語新聞內容製播所制定的新聞室公約進行。
然而，社群媒體上對TaiwanPlus的立場也出現了截然不同的聲音。有評論者質疑「TaiwanPlus對美國政治的報導，對台灣公共利益造成的傷害可能大於益處」，並呼籲「應該在由台灣納稅人補貼的媒體中安插真正支持台灣的人」。另一位評論者則直言不諱地指出，「不應該期望TaiwanPlus能夠推動故事的雙方」，認為艾永青試圖在TaiwanPlus中呈現兩面觀點是「一個顯而易見且愚蠢的嘗試，意圖建立我們自己的環球時報」。這顯示出對於公共媒體在國家認同與國際傳播中應扮演何種角色的激烈爭辯。
「大罷免」的政治狂潮：對民主進程的深層疑慮
艾永青在文章中指出，最終促使他離開台灣的，是隨後幾個月發生的「大罷免」事件。他將其定義為針對台灣幾乎所有在野黨區域立委的罷免投票，這些投票在7月和8月舉行，起因於連署活動。這些在野黨立委被指控為「中國共產黨的代理人」，因為他們比政府更傾向於對中國採取「和解政策」。儘管這些罷免案最終都沒有成功，但艾永青認為其背後的政治操作令人不安。
艾永青從未被說服賴清德政府是「延續蔡英文路線」的說法，他指出兩人之間關係不睦，甚至有人說他們互相憎恨。賴清德以正面對抗（包括在2020年民進黨初選中挑戰蔡英文）建立其政治生涯，四年副總統期間的沉潛，很難想像他會僅僅是平穩地延續前任路線。事實證明，答案是「不」。民進黨在國會中缺乏多數席次，但政府卻沒有與在野黨組成聯合內閣的任何表示。反之，賴清德的關鍵盟友已經開始談論「大罷免」，旨在罷免所有可能的在野黨立委。這項行動很快以「公民團體」的名義展開，並迅速脫離了民進黨的附屬關係。
他批評道，許多通常傾向民進黨的評論者，竟然「全盤接受」這種試圖撇清與民進黨關係的說法。他質疑，如果類似事件發生在美國，例如由美國全國步槍協會和共和黨相關團體試圖罷免一位民主黨總統，這種說法是否會如此輕易地被接受？這些「公民團體」的成員中有多少是民進黨選民或黨員？
艾永青還指出，自2016年改革以來，台灣的罷免制度變得「太過容易」進入投票程序。它只需要兩輪連署，第一輪為選區選舉人數的1%，第二輪為10%。儘管這仍非易事，需要數週在街頭實體收集簽名，且須符合嚴格標準。但他認為，在現代台灣政治「高度黨派化、極端言論」的環境下，動員10%「高度積極」的民進黨選民來罷免國民黨立委是「完全可能」的。他引用2024年總統大選結果說明，台灣兩大政黨通常可在全國選舉中獲得至少30%的選票，第三政黨在2024年也獲得超過25%的選票，而這兩個藍色政黨現已結盟成為在野黨。
Reddit社群中，對罷免制度的看法也存在分歧。有人指出，「罷免是字面上的民主機制……當立委未能履行職責時，他們可以被投票罷免以追究責任」。但也有評論者認為，「你不能只是不尊重選舉結果，然後隨時發動罷免。這是反民主的」。這反映出對罷免權力行使界線的持續辯論。
陸配議題與極端化言論的陰影
「大罷免」運動與另一項令人不安的發展結合，那就是「刻意針對在台大陸配偶」的行動。艾永青觀察到，從民選政治人物到親北京的影響者，再到普通居民，政府在沒有引入任何新法律的情況下，採取了一系列行動。這些行動多半是對現有條款的解釋，而這些條款在台灣歷屆政府中都有不同的解讀方式。他認為，不論每個具體事件的優劣，缺乏正當程序和正在形成的先例都「令人震驚」。
然而，當兩個主要反對中國配偶並支持罷免的活動人士，被揭露曾研究納粹主義，包括使用類似的圖像，並引用「正在尋找一個群體，把他們當作猶太人一樣對待」時，情況變得「更加險惡」。艾永青表示，雖然民進黨和賴政府有「合理推諉」（儘管他們曾多次與這些人同台），因為這些人畢竟不是為黨工作。但他質疑，是否真的有人相信這些罷免團體和影響者不能用幾句「精選之詞」加以制止？即使不能，公開的譴責也能幫助劃清是非界線。他舉出民進黨立委沈伯洋和企業大亨兼罷免倡議者曹興誠站在一個有著「可疑納粹主題標誌」的集會前，他當時與同事開玩笑說那看起來「很像納粹」，結果證明這並非玩笑。
針對「針對中國配偶」的批評，社群中出現了反駁聲音。有評論者指出，「針對中國配偶並非『極端主義』。許多西方國家也將中國人視為安全威脅。美國目前正在取消中國學生的簽證。美國也根據『中國倡議』逮捕了許多中國間諜。如果民主西方國家可以出於安全原因針對中國人，那麼台灣也可以」。但另一位則回應「美國正在取消中國學生簽證」是「因為種族主義」。這顯示出對於國家安全與個人權利之間界線的複雜爭論。
個人與家庭的代價：當「敘事」成為攻擊的靶子
最終，艾永青和他家人成為這些「極端份子」的攻擊目標。他所稱的「罪行」，似乎是其產出的內容「沒有百分之百符合政府的敘事」。
他解釋道，儘管自己很少親自報導，但他擔任一個資深的編輯職位，始終努力平衡TaiwanPlus的產出。他承認，媒體內容自然會聚焦於政府政策和優先事項，這與世界各國情況相同，政府制定新聞議程，而媒體能否提供反對觀點則很大程度上衡量了媒體自由。他和同事們確實試圖取得觀點平衡，甚至盡可能納入中國人的聲音，但在台灣的公共媒體工作，這並非易事。因此，他在TaiwanPlus任職期間，絕對推動了少數幾篇能展示其他面向和較少被講述故事的報導。然而，正是這些少數的故事，給他自己和同事帶來了無盡的困擾。
艾永青指出，作為一個非公民，他始終堅決避免在台灣認同這個「非常複雜的議題」上選邊站，因為他認為自己沒有權利對此發表意見。然而，努力維持新聞專業、保護記者，同時不讓這些事情影響自己和家人，最終成為一項「不可能的負擔」。他認為，氛圍的變化既是突然的，也不是突然的。他觀察到台灣朝著這個方向發展已有一段時間，但過去一直被菁英階層拒絕迎合支持者的「最糟糕衝動」所制止。他擔心，那些日子可能已經結束了。他最終的結論是：「我不相信台灣正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
親綠陣營的反擊：立場、偏見與「抹紅」疑雲
然而，艾永青的這篇文章在台灣社群媒體上引發了截然不同的反彈。部分親綠帳號與粉絲專頁不僅質疑艾永青的動機與客觀性，更拋出強烈的指控，甚至將其言論連結至親中立場，而這則被其文章的擁護者與部分評論者視為「抹紅」與「抹黑」的策略。
臉書粉專「翻譯有要緊」在艾永青文章發出後，第一時間選擇不轉貼原文，原因是其「自白不是都是對的」，是「他單方面說法」，且「對工作環境的同事來說是很不公平的」，有讓外人「看八卦及先入為主的風險」，更有「自己操弄受害者這張牌的嫌疑」。該粉專直言，台灣人比他更清楚島嶼的背景與政治困境，這絕對不是多數外籍人士在台灣待個幾年或認識台灣多久就能完全理解台灣的難處與辛苦，甚至指控艾永青「還陷入自己的媒體迷思與台灣認同當中」。
「翻譯有要緊」進一步指出，艾永青指控川普報導、台灣Plus新聞專業受阻、民進黨是大罷免始作俑者等，「都沒有證據」，而是「他自己的推理」。粉專批評這位外籍人士「執迷不悟」，至今仍堅持其所謂「外媒」新聞中立和專業，並斷言「一個嘴巴口口聲聲說中立的人，我們就不用期待他會承認自己實際上立場是偏左且偏中」。
粉專強調，TaiwanPlus並非外媒，而是「本媒的英語台」，由「台灣納稅人養的媒體」，「本來就是應該盡最大的本份為台灣對外發聲」。其存在不應是為了成為世界媒體俱樂部的會員，而是應該「在這個對台灣不公平的媒體世界，站出來捍衛台灣，站出來告訴媒體世界自己擁有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台灣聲音」。該粉專甚至嚴詞抨擊艾永青是在「情勒台灣」，一個「備受侵略威脅及內部滲透且在世界缺席的國家媒體」，要求給予「那些不合理不正確且違法的親中言論一個發聲的位置」。
艾永青的「20年老友」曾有為（xh1user_taiwan在Threads上引用）也公開指控艾永青是「大柯粉」，並透露他認為在外交部工作是「大外宣」，中央社是「民進黨傳聲筒」，最後到公視工作。曾有為還指出，艾永青至今「堅信柯文哲沒貪」，且「幾年前就猛找中國的工作，找不到就跟台灣老婆吵著回國」。這些指控將艾永青的個人政治立場和對中國的態度連結起來，試圖削弱其批評的客觀性。
在Reddit論壇上，署名「ShrimpCrackers」的熱門評論者稱艾永青「極端偏頗」，是個「反覆抱怨的牢騷鬼」，甚至連「他回到自己國家英國也抱怨生活很糟」。該評論者反駁艾永青關於罷免過於容易的說法，指出「國民黨不得不偽造簽名才能達到他們自己罷免活動的第一階段」。針對TaiwanPlus對川普報導的處理，ShrimpCrackers認為是「大膽」之舉，並反諷地將其比喻為歷史人物的爭議性評價，認為艾永青「故意缺乏上下文」。
另一位活躍評論者「Relevant-Look-7919」則質疑艾永青對台灣愛國主義的看法，並批評他對「民進黨反民主」的說法是「可悲的」，強調台灣是「充滿活力、多黨制的民主國家」，是「亞洲自由的燈塔」。該評論者認為，艾永青將台灣的自決訴求與蘇格蘭獨立運動相提並論是「瘋狂的」，並指控其言論是「中共的宣傳」。他甚至在回應中數次質問對方是否為「5毛」，並聲稱艾永青是透過「紅色濾鏡」來看台灣。他強調，民進黨的行動是為了「捍衛一個民主國家，免受不斷威脅入侵的侵略性、專制鄰居的影響」，而非挑起戰爭。
也有評論者「QuirkySense」指出，艾永青「只提及罷免方涉及納粹主義」，卻「沒有解釋國民黨-民眾黨通過的所有爭議性法案」，質疑其「完全中立」。另一位「baristachampion」則將艾永青「暗示罷免運動受納粹啟發」的言論，與「中國政府的宣傳傀儡」相提並論，認為這「完全符合他們的敘事」。
這些來自不同親綠背景的評論，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反駁聲浪，試圖從艾永青的個人立場、動機、言論客觀性，以及對台灣公共媒體角色的期待等多個層面，來解讀和批判其離台自白。其中將其觀點連結至「親中」、「中共宣傳」的言論，則被艾永青的支持者與部分理性評論者認為是一種將異議者打為「紅色同路人」的「抹紅」與「抹黑」的政治攻防手段，正如有人在Reddit上直指「這簡直是麥卡錫主義」，甚至有人評論稱「這是一種抓住這些人心靈的癌症，使他們開始看到困擾他們的幽靈和亡靈」。
艾永青本人在回應中也坦言，他訝異自己的文章成為政治攻防工具。他重申，台灣的現實遠比「藍綠對立」或「親台／親中」的二元分類複雜得多。他強調，「做錯了一件事，不代表是徹頭徹尾的法西斯；做對了一件事，也不代表就是偉大的民主救星」。他表明自己「不屬於任何陣營」，但「掌權者必須接受最高程度的檢視」，而他本人「永遠不會因集體智慧隨波逐流」。他也希望他的文章能引發大家思考「極端化言論」的危險，對民主、社會凝聚力和個體都有害，並指出「這種情況不分黨派、身分，甚至哪個國家都會發生」。這番言論，正可被視為對上述「抹紅」與「抹黑」指控的回應。
台灣民主的從內部挑戰到外部威脅
在告別台灣後，艾永青的下一步將是回到英國，這對他而言同樣艱難，儘管他心中一部分一直想回歸故里，但另一部分則滿足於在台灣辛勤建立的生活。他表示，他的Substack未來將不僅僅關於台灣，他人生中那個階段暫時告一段落。他希望將重心放在英國，關注英國對台灣和兩岸關係的理解。他認為，在倫敦，台灣問題常被從「競爭利益」的角度看待，但他希望提供「急需的視角、分析和有趣的內容」。
艾永青的故事和隨之而來的激烈辯論，揭示了台灣社會內部在面對國家認同、民主運作、媒體角色以及兩岸關係等議題時的深層矛盾與挑戰。從艾永青個人在公共媒體中感受到的政治干預，到對「大罷免」運動合法性和正當性的質疑，再到針對特定群體（如大陸配偶）的潛在歧視，這些都是台灣在鞏固其年輕民主過程中必須面對的內部考驗。同時，社群媒體上呈現的多元聲音，無論是堅決捍衛台灣主權、批判潛在親中言論的立場，或是對政治極端化現象表達警惕，都說明了台灣社會內部觀點的豐富與複雜。
儘管艾永青已選擇離開，但他透過其文章拋出的議題，仍在台灣社會迴盪。他對於「極端化言論」危害的警示，以及呼籲掌權者應受檢視的原則，為這場關於台灣民主未來的討論，增添了更多省思的空間。在一個充滿內外部挑戰的時代，台灣如何處理這些複雜的矛盾，平衡各方利益與聲音，並堅定地走在民主道路上，將是所有台灣人與關心台灣發展的國際社會共同關注的議題。
艾永青的「大撤退」不僅是他個人的選擇，也成為了一面鏡子，映照出台灣民主進程中的陣痛與挑戰。從一位外籍媒體人的視角，我們看到了對政治干預媒體、罷免制度濫用、以及社會極端化現象的擔憂。他的觀察，如同他所感受到的，反映了部分台灣人對於「熱情但理性」的公共空間正在消失的焦慮。
(My)Great Taiwan Recall
by Ed Moon
My name is Ed. Late in July 2025, I boarded a plane from Taiwan Taoy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with a one-way ticket.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decade, I had no plans to return. I left behind a life I had slowly built up with my family. It was nothing special, but I had a house, a career, a car, and savings. For a foreigner in Taiwan, I was fortunate. Leaving it all behind for the promise of very little back in England seemed foolish just a year ago. But as the wheels lifted off that night, I felt only relief.
What happened?
For the last 4 years, I worked at Taiwan’s public English-language broadcaster, TaiwanPlus. I will write a post in the near future on my time at TaiwanPlus; much has been written by people who actually know very little about the organisation and its challenges.
Without jumping too much into the details, work at TaiwanPlus became increasingly untenable for me and indeed many others. Beginning with the ill-fated removal of a report that called Donald Trump (correctly) a “convicted felon”, the political interference in the newsroom became impossible to ignore.
When the Trump incident blew up, I began making plans to leave. It was clear that the passionate-but-reasoned public space in Taiwan that I knew and loved was being replaced by something else entirely. But it was the events of the next few months that finalised my decision.
My former colleague found herself making headline news for a basic statement of fact. Image captured from Newtalk.tw
The Great Recall
I want to preface this section with the following: there are many people whom I believe are very intelligent and well-meaning who would disagree with what I say here. They’ll tell you that recent events in Taiwan were part of a healthy and robust democracy and citizen activism; that Taiwan was strengthened, not weakened, by it. Maybe they’re right. I’ll only say that the Taiwanese public at large does not seem convinced.
(For a quick overview of what this section is about, recall votes against almost all opposition district lawmakers in Taiwan were held in July and August after petition drives. They were accused of being proxies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or favouring a more concilatory policy toward China compared to the government. None succeeded.)
I was never persuaded by attempts to sell the Lai Ching-te administration as “continuity Tsai Ing-wen.” For starters, the two don’t like each other; some would even say they hate each other. Thus, for Lai to simply follow in Tsai’s footsteps would be out of character for a man who has made his career by confronting people head-on, including Tsai when he primaried her in 2020. After gracefully sitting quietly through four years as her vice president, would he really just carry on, slow and steady?
The answer, quite clearly now, is no. Early on, there were no overtures to try and form a joint cabinet with the opposition, despite his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 lacking a majority in parliament. And key allies of his were already talking about “a great recall” of every possible opposition lawmaker. This quite quickly took form, suddenly shorn of its DPP affiliation and tied to “citizen groups.”
This attempt to pretend it had nothing to do with the DPP was somehow swallowed hook, line, and sinker by many of the generally DPP-aligned commentariat in Taiwan. I try to imagine a similar event in the US, where, say, the NRA and various Republican-affiliated groups tried to remove a Democratic president. Would this line be so easily swallowed? How many of the members of the citizen groups were made up of DPP voters? DPP members?
The reality of Taiwan’s recall system is that since reform in 2016, it has been far too easy to get recalls on the ballot. It requires two rounds of signature gathering: first 1% and then 10% of the electorate in a given district. It’s still not a simple task; signatures must be physically gathered and filled out to strict standards. It takes weeks of standing in the streets, through rain, wind, and sun, day and night. But ultimately, almost every district in Taiwan will vote at least 30% for a DPP or Kuomintang (KMT, main opposition) candidate in national elections. In the modern, hyper-partisan, extreme-rhetoric world of Taiwanese politics, getting 10% of highly motivated DPP voters to sign on to recall a KMT lawmaker is more than possible.
Results from the 2024 Presidential Election. Taiwan’s two biggest political parties (green and dark blue) can normally rely on at least 30% of votes for their candidate in elections. In 2024, a third party (light blue) also received over 25% of the vote. The two blue parties are now aligned in opposition. Credit: CMMedia.com.tw
A New Enemy
The “great recall” was allied with another troubling development; the intentional targeting of mainland Chinese spouses in Taiwan. From elected politicians to pro-Beijing influencers and just ordinary residents, the government came up with a series of actions without introducing any new laws. For the most part, these were interpretations of existing clauses that had been viewed differently by every other administration in Taiwan. Without getting into the merits of each specific instance, the lack of due process and precedent being set were alarming. But it became far more sinister when it was revealed that two of the main campaigners against Chinese spouses and in favour of the recalls had been studying Nazism, including using similar iconography and quote “looking for a group to make into the Jews.”
Now of course, the DPP and Lai’s government had plausible deniability (despite sharing a stage with these individuals on multiple occasions), after all, they’re not working for the party. But really, does anyone believe that the recall groups and these influencers couldn’t be stopped with a few choice words? And even if not, public admonishment would have helped draw a line between right and wrong.
DPP lawmaker Puma Shen and business tycoon-cum-recall campaigner Robert Tsao stand in front of a suspiciously Nazi-themed logo at a rally backing the “Great Recall. I joked with colleagues at the time that it looked pretty Nazi-esque. Turns out it wasn’t a joke. Photo credit: Central News Agency
The Final Straw
Eventually, myself and my family became targets for a few of these extremist elements. The crime? Seemingly overseeing output that didn’t fit 100% with the government’s narrative.
Although I only rarely reported myself, I did have a senior editorial position, one that I always used to try and balance our output, which naturally focused on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priorities (This is the same for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he government sets the news agenda. To what extent the media is able to provide opposite viewpoints is very much a measure of media freedom). Certainly, I and others tried to get a balance of perspectives—even Chinese voices when we could—but working for public media in Taiwan, that was no simple task. So, I absolutely pushed for the few stories we could do to show other sides and lesser-told narratives throughout my time at TaiwanPlus (I’ll let others be the judge of whether or not I was successful). But these few stories caused an unending amount of grief for myself and my colleagues.
As a non-citizen who always stridently avoided taking sides on the very complicated issue of Taiwanese identity (one that I have no right to speak on), it was ultimately an impossible burden to have to try and maintain news professionalism, protect our journalists, and not allow it to affect myself and my family.
The change in atmosphere was both sudden and not. I could see Taiwan on this path for some time, but it had long been held back by a refusal by elites to engage in the worst impulses of supporters. I’m afraid that those days might be over.
And simply speaking, I don’t believe that Taiwan is headed in the right direction.
What Next?
After over 12 years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a third of my life, coming back to the UK was hard. Although a part of me always wanted to return, another part was happy to stay in that life that I’d worked so hard to build.
But having written so much, almost all about Taiwan, I’m here to say — this Substack isn’t going to be just about Taiwan! That stage in my life is over, for now. Instead, I want to focus on the UK — for all its faults, it’s my home, and I desperately want to see its fortunes revived — and its understanding of Taiwan,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 In London, it is too often seen through the frame of competing interests. Be it Beijing, Washington or Taipei, what works for other countries isn’t right for the UK. I hope that I can provide much needed perspective, analysis and (at least!) interesting content.
And at least for now, it’ll also serve as a platform to get things off my chest, now and again.
